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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农历对照

  • 1925 年的普庆坊灾难

  • 星期一, 2017年 5月 15日

香港山多,在暴雨期间容易受到山泥倾泻的威胁,特别是在已发展地区的陡坡。多年来,香港曾发生过多宗严重的暴雨事件,并引发灾难性的山泥倾泻,造成了严重的人命损失。除了 1966 年和 1972 年众所周知的严重山泥倾泻事件外[1, 2],香港历史上另一次灾难性的山泥倾泻发生于 1925 年的普庆坊,一个在港岛坚道附近的宁静半山豪华住宅区。

1925 年 7 月 17 日上午 9 时左右,在坚道对下贤美里[3]的护土墙经过数天大雨后倒塌,大量山泥涌下普庆坊,并冲毁了 12 至 16 号共7间四层高的住宅(见图一及图二),内有约30户家庭,共有75人在这可怕的悲剧中丧生[4]。其中,居住在 12 号的业主前东华三院主席兼定例局(后称立法局)议员周少岐太平绅士及其大部分的家庭成员共 11 人同遭劫难,而其子周埈年大难不死,后来获委任为行政及立法局议员,1956 年更受勋为爵士。13-14 号属南北行创办人之一和东华三院第三任主席招雨田的后人,而 15 号则属富商及曾经出任东华三院首总理的黄伯臣,可见普庆坊山泥倾泻的受害人士都是富商和「达官贵人」。这场雨灾也是当时香港开埠以来的最致命的一次,香港各大中西报都头条报导[5],事件在社会回响之大可想而知。以单一山泥倾泻事件计,其死亡人数仍然列居首位(见表1)。

表1



图一

图一      1920 年代普庆坊附近一带街道的草图



图二

图二      工人于 1925 年 7 月清理普庆坊倒塌的挡土墙和房屋的瓦砾(岑智明先生提供相片)


如图三所示,1925 年 7 月 14 日至 16 日香港天气不稳定及间中有大骤雨,期间在天文台录得约 140 毫米雨量。天气在 7 月 17 日清晨进一步转坏,有倾盆大雨,午夜至上午九时天文台录得超过 240 毫米雨量。整体而言,天文台于 7 月 14 日至 17 日期间的总雨量约为 404 毫米。虽然普庆坊附近并无雨量站,但根据植物及林务部当时的报告,植物公园于 1925 年 7 月 14 日至 17 日的总雨量约为436毫米(17.17英寸)[9] ,显示期间港岛的雨量可能与尖沙咀天文台录得的雨量相若或略高。

图三

图三      1925 年 7 月 14 日至 17 日香港天文台录得的每小时雨量


从当时的天气图可见,7 月 14 日晚一个向北移动的热带气旋在香港以东的汕头附近登陆,并在随后两天于中国东部减弱(图四)。热带气旋登陆后,影响广东沿岸地区的西南季候风转趋活跃,并在 14 日至 17 日为本港带来不稳定天气(图五至图七)。其间天文台在 14 日上午 4 时 10 分至 15 日上午 10 时悬挂5号本地风暴信号(当时代表烈风预料由西面吹袭香港)。巧合的是,这与一年后(即 1926 年)另一场历史性暴雨的主要成因非常相似,当时的大雨也是由一个在汕头附近登陆的热带气旋所导致的[10]。但有一点奇怪的是,根据当年热带气旋的路径记录,这两个热带气旋都是在香港以东登陆后继续向北移动,但却为香港带来暴雨。反观我们今天的认识[11],当热带气旋在香港东北登陆后再往西移至香港的北面时(在东经 115 度或以西),大雨往往会因西南季候风增强而在香港出现。究竟这两个为香港带来雨灾的热带气旋有没有比天文台记录中的路径更为接近香港的北面呢?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图四

图四      1925 年 7 月 9 日至 16 日影响普庆坊山泥倾泻的热带气旋路径



图五

图五      1925 年 7 月 14 日下午2时的天气图



图六

图六      1925 年 7 月 17 日上午 6 时的天气图



图七

图七      1925 年 7 月 14 日至 17 日香港天文台录得的每小时风向及风速。 风速是天文台总部的 Beckley 风速仪录得的数据及采用天文台第 66 号技术报告中建议的转换因子[12] 所计算。


在死因庭聆讯中,代表天文台的署任台长谢非士 (Charles William Jeffries) 分析了六月和七月的雨量记录。他表示这场暴雨的雨量虽然并非前所未有,但亦不常见,类似的大雨事件过去只有出现过三次,分别在 1885 年、1891 年和 1892 年。当日天文台的降雨量应与普庆坊差别不大[13]。总结工务局工程师和专家证人的作供,这次护土墙倒塌主要与护土墙的安全系数不足、排水系统不善和 1923 年的护土墙检查判断错误有关。法庭亦提出了以下改善建议[14]

  1. 在附近一带同类型的护土墙必须再详细检查,然后加固或重建;

  2. 成立专家小组研究改善工务局在马路和房屋与附近建斜坡或护土墙的责任和监管,并改善其排水系统;

  3. 专家小组必须是独立人士,可以向政府提议修改建筑物条例。


其后在 1925 年 9 月 24 日的定例局会议通过拨款 $241,750 维修雨水渠[15]。10 月 22 日的定例局会议上政府承诺进行有系统性巡查全港护土墙,但强调政府无责任运用公帑维修私人护土墙,他们只会通知业主维修有问题的护土墙[16]。1925 年 11 月6日,加拿大地质专家 William Lawrence Uglow 博士抵港进行全面地质测量,于 1926 年 4 月 21 日提交工作报告。他指出风化花岗石非常薄弱,普庆坊护土墙倒塌是典型例子[17]。但报告重点是开发地下水的可行性。政府以此做法算是回应了成立独立专家小组的意见。

在 1926 年发生的暴雨虽然雨量破了历年纪录,但死亡人数相对较少[10],灾情比起 1925 年的轻。修改建筑物条例因此到 1935 年才交到定例局,其后通过,加入了管制地盘平整工程,将护土墙的最高高度定为25米,排水孔须每三平方米设一75毫米直径排水孔,墙后须设疏水层,设计须附应力图,并增加违例罚款至 500 元[18]

结语

1925 年的普庆坊惨剧,以单一山泥倾泻事件计的死亡人数仍然列居香港首位。雨量需然没有创新纪录,但因护土墙的安全系数不足、排水系统不善和护土墙检查判断错误而出现。我们要了解百年前(落成时计) 香港的土力工程知识远比今天贫乏,护土墙的安全系数不足是事后的评估,这并非完全是当年工程师的失误。意外或灾难的出现往往不是单一因素,而是多个同时出现的因素而做成的。无独有偶,1972 年的「六一八」雨灾的累积雨量记录也不是历史纪录[19],但因山泥倾泻而死亡的总人数也是香港前所未见。政府在 1977 年成立土力工程处后,人造斜坡的巩固和维护工作大为改善,因山泥倾泻而死亡的人数大幅下降(图八)。可见政府在保障斜坡安全上是走对方向。

在气候变化的趋势下,极端天气包括大雨会越来越多,天然山坡的稳定性将会受到考验[20]。我们必须要防患未然,汲取历史的教训,大家齐心协力,继续做好保障斜坡安全的工作,并提高市民对天然山坡山泥倾泻灾害的警觉性和加强社区的抗灾能力,使香港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图八

图八      香港山泥倾泻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 : 土力工程处)




李子祥、马冠尧*及岑智明
(*马冠尧先生是退休政府工程师,亦是一位香港工程历史爱好者,现为香港大学房地产及建设系客席副教授)


参考资料:

[1] T. Y. Chen, 1969 : The severe rainstorms in Hong Kong during June 1966, Supplement to Meteorological Results 1966, Royal Observatory, Hong Kong. 香港天文台 (以英文发表)

[2] T. T. Cheng and Martin C. Yerg, Jr, 1979 : The severe rainfall occasion, 16-18 1972, Royal Observatory Technical Note No. 51. 香港天文台 (以英文发表)

[3] 贤美里现在已不存在。

[4]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for the year 1925 工务司 1925 年报告(以英文发表) http://sunzi.lib.hku.hk/hkgro/view/a1925/576.pdf

[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25 年 7 月 18 日; China Mail, and Hong Kong Daily Press 1925 年 7 月 20 日; 华侨日报 1925 年 7 月 18 日。

[6] 何佩然, 2003: "风云可测:香港天文台与社会的变迁", 香港大学出版社, 364 pp

[7] Unforgettable Incidents @ Kwun Tong, https://mmis.hkpl.gov.hk/kt_03

[8] Yang, T. L., S. Mackey and E. Cumine, 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Rainstorm Disasters 1972, GEO Report No. 229 (以英文发表)

[9] Report on the Botanical and Forestry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25, Appendix N to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 for 1925. 1925 年香港政府行政报告 (以英文发表) http://sunzi.lib.hku.hk/hkgro/view/a1925/573.pdf

[10] 1926 年的惊人暴雨 http://www.hko.gov.hk/blog/b5/archives/00000135.htm

[11] Lam, H.K., 1975: The August rainstorms of 1969 and 1972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bservatory Technical Note No. 40 (以英文发表)

[12] W.C. Poon, HKO Technical Note No. 66, 1982: Tropical cyclone causing persistent gales at the Royal Observatory 1884-1957 and at Waglan Island 1953-1980 (以英文发表)

[13] Hong Kong Daily Press, the China Mail and Hong Kong Telegraph, 1925 年 7 月 25 日。

[14] Hong Kong Telegraph, 1925 年 9 月 5 日。

[15] Report of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on 24 September 1925 (以英文发表)

[16] Report of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on 22 October 1925 (以英文发表)

[17] WL Uglow,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926 (以英文发表)

[18]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No. 300, 12 April 1935 (以英文发表)

[19] 1972 年 6 月 16-18 日每天的日雨量连续三天都超过 200 毫米,这是天文台有记录以来从未出现过。

[20] 土力工程处,2016:「香港的天然山坡山泥倾泻灾害」http://www.cedd.gov.hk/tc/publications/geo/naturalterrain.html


  • 香港不同地区的气温差异

  • 星期一, 2017年 1月 23日

香港是一个人口稠密的沿海城市,地形复杂,城市化程度各区不同。香港各区自动气象站录得的气象数据显示,全港不同地区的气温有显著的差别。在某些情况下,受天气状况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在同区内(如市区)各站之间的气温也可以有明显差异。

各区气温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香港各气象站当中,香港天文台总部位于尖沙咀的心脏地带,是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区内,其中一个拥有超过一个世纪连续观测主要地面气象数据的气象站。随着自动气象站网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现及发展,在过去数十年本地气候统计资料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均有所提高。图 1(a)和 1(b) 分别显示出不同气象站于 2010 年至 2015 年夏天(6 月至 8 月)的平均最高气温和冬天(12 月至 2 月)的平均最低气温。图中所观察到的地区气温变化可以归因于三个主要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场地环境和天气情况(详见附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会影响香港地区气温分布情况的每日或季节性变化。

图 1(a)

图 1(a)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夏季(6 月至 8 月)各站平均最高气温的地区分布。高地上的站为绿色。



图 1(b)

图 1(b)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冬季(12 月至 2 月)各站平均最低气温的地区分布。高地上的站为绿色。



一些有趣的例子

2016 年 6 月 24 至 27 日的高温

在副热带高压脊的影响下,香港于 6 月 24 日至 27 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天文台总部的最高气温上升至 35 度或以上。天文台总部位于九龙市中心,受到显著城市化的影响,风速有长期的下降趋势。在日间长时间有阳光及风力微弱的情况下,期间天文台总部录得非常高的日间气温。与此同时,新界北部、西贡部分地区及香港岛亦连日有局部地区性骤雨,抑制了该区的日间气温上升。在场地环境、地理位置和当地天气情况的多个因素共同影响下,令这几天天文台总部的最高气温较本港很多地区的气象站为高。(图 2 显示 6 月 25 日的情况作为例子)

图 2

图 2      2016 年 6 月 25 日香港各站当日最高气温及雨量分布。高地上的站为绿色。



2010 年 12 月 18 日晴朗及寒冷的早上

受华南的一股大陆气流所影响,香港于 12 月 17 日大致晴朗。天气晴朗及风力微弱的情况加强了打鼓岭晚上的辐射冷却效应,令其气温于 2010 年 12 月 18 日清晨一路下跌至最低的 0.2 度。在市区,因受城市化影响,夜间冷却速度慢得多,天文台总部录得的最低气温是 10.7 度,比打鼓岭高出超过10度 (图 3)。

图 3

图 3      2010 年 12 月 18 日从香港市区到郊区的日最低气温变化的示意图。



环境变化与温度观测的一致性

香港是一个时常有新发展的高密度城市。天文台总部及其他气象站,不论是在市区还是郊区的,将随着时间无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周边环境变化所影响 (例如 : 土地使用、建筑发展、植物覆盖等)。自 1884 年以来天文台总部的气温观测一直是香港主要的参考之一。近几年香港不同地方设立了更多的气象站,当中不少位于市区,为不同地区提供了更多参考资料。尽管在地理位置及场地环境上有观测到的地区分别,天文台总部及其邻近市区站的温度分析显示这些市区站的每年及季节变化,以及它们的整体趋势,基本一致。这些气象站的长期观测资料,特别是天文台总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数据,一点一滴地记录了香港多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和本地城市化影响下的气候改变,是香港甚至全球的一个十分宝贵的气候资源。



李子祥 李健威 柳应康


附录:

观察到的地区性气温变化的三个主要因素

表一



参考资料:

[1] 秋风夜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tRJjlhJEDY

[2] 为何我家特别冷?
http://www.hko.gov.hk/blog/b5/archives/00000153.htm

[3] 地方越高,风势越大?
http://www.hko.gov.hk/education/article_uc.htm?title=ele_00449

[4] 什么是重力风?
http://www.hko.gov.hk/education/article_uc.htm?title=ele_00008

[5] 热夜
http://www.weather.gov.hk/blog/b5/archives/00000076.htm

[6] 例子:启德测风站的开敞程度
http://www.hko.gov.hk/wxinfo/ts/sec_anemometer_c.htm


  • 一山还有一山高:1889年的世纪大暴雨

  • 星期二, 2016年 12月 20日

香港在过去一个世纪曾经历过多场严重暴雨。我们之前谈及过 1926 年 7 月 19 日那场惊人暴雨[1],在香港天文台一天下了 534.1 毫米的雨,但原来一山还有一山高 ─ 1889 年 5 月 29 至 30 日的世纪大暴雨所保持的雨量纪录比 1926 年的更多,24 小时内竟然录得 697.1 毫米,即全年的三分之一雨量!

破纪录的雨量

根据香港天文台的气象记录[2, 3],这场世纪大暴雨始于 1889 年 5 月 29 日凌晨,雷暴连续不断地由西南往东北影响香港。在下午 2 时至 3 时平静过后,中等强度的降雨重临,并一直持续至午夜。之后另一场强烈雷暴于 5 月 30 日凌晨 1 时至 5 时期间在香港境内肆虐。除了暴雨,闪电亦闪个不停,雷声彻夜轰鸣。虽然暴雨于早上 6 时后稍为减弱,但雨一直维持到当天下午较后时间才停止。

这场暴雨至今仍然保持着香港天文台多项最高雨量纪录,包括连续 3 小时雨量、连续 4 小时雨量、连续 24 小时雨量、连续两天至连续七天雨量等 (详情请参考表一)。考虑到当时天文台的 30 年 (1884 至 1913) 平均年雨量为 2,113 毫米,这场世纪大暴雨在短短 24 小时内下了一年总雨量的三之一!这本身也是一个纪录。

根据当时量地官 (即后来的工务司) 布朗 (Samuel Brown) 先生就这场暴雨所撰写的报告[4],港岛区的雨量,特别是在山坡上,很可能比位于九龙的天文台更高。可惜的是,太平山顶的雨量计在暴雨期间满泻,在天文台文献中[2]只记录了一个 24 小时雨量估算 ─ 约 707 毫米 (5 月 30 日上午 10 时为止)。

图一

图一      香港天文台在 1889 年 5 月 28 至 30 日录得的每小时雨量。


表一

表一      1889 年 5 月 暴雨期间,香港天文台在不同时段内录得的最大雨量。



暴雨的成因

由于这场暴雨发生在晚清,事隔已久,现在只能以有限的天气观测资料 (主要来自九龙尖沙咀天文台总部)来分析当时的天气形势。天文台日平均气压由 5 月 26 日的 1007.9 百帕斯卡逐渐下降至 5 月 30 日的 1003.2 百帕斯卡。海平面气压再分析资料显示[5],当时一个广阔的低压槽支配着中国中、南部,5 月 29 日及 30 日沿岸地区的等压线较密集。当 5 月 29 日大雨开始时,天文台风向由东风转为西南风。太平山顶于 5 月 29 至 30 日亦录得达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南风。由于当时没有任何热带气旋活动的报告,相信不稳定天气是源于广阔低压槽,同时西南季候风的增强亦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充足的水汽,令该区的暴雨得以维持发展。

图二

图二      1889 年 5 月 30 日海平面气压再分析资料 (资料来源: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总署,地球系统研究实验室,物理科学组)。



图三

图三      香港天文台在 1889 年 5 月 26 至 31 日录得的日平均风速和风向。



破坏及伤亡

根据报章[6]和量地官的报告[4],1889 年 5 月 29 至 30 日的特大暴雨是香港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暴雨之一,引致多宗水浸和山泥倾泻报告。市内交通、电报通讯和大潭水塘食水供应一度中断。因此,部分市民不得不使用流入分支渠道和河流的泥水作为供水来源[3],对社会及民生带来严重影响。

山泥倾泻

在港岛,暴雨带来的雨水夹杂着瓦砾严重破坏位于半山的己连拿利和雅宾利明渠。在雅宾利明渠 (图四, 位置A附近开始) 方面,5 月 29 日大潭食水配水库和位于宝云道及花园道之上的滤水床 (图四, 位置C;图五照片) 因乡郊建屋地段第 7 号 (图四, 位置D) 下方斜坡的山泥倾泻 (图六照片) 而被严重破坏,并被岩石和瓦砾填塞。再加上该天晚上至 5 月 3 0 日清晨出现更大的降雨,导致更严重的山泥倾泻和洪水。估计有 13,800 立方米的泥土从配水库及滤水床的斜坡被冲走,另外约有同样体积的泥土从配水库下方的明渠两岸被冲走。结果导致部分连接市区和山顶的缆车路轨和两条桥被冲毁。洪水波及美利兵房 (图四, 位置E附近;图七照片),水浸约 0.6 至 1.2 米高,当时驻扎的军人及地下仓库需要撤离。

图四

图四      己连拿利明渠、雅宾利明渠、大潭输水道(沿宝云道)及跑马地的主要受破坏位置图。



图五

图五      大潭食水配水库受损情况 (资料来源: 英国国家档案馆)。



图六

图六      大潭食水配水库上方山泥倾泻 (资料来源: 英国国家档案馆)。



图七

图七      暴雨后美利兵房的邻近环境 (资料来源: 岑智明)。


在雅宾利明渠西面约 640 米的己连拿利明渠 (图四, 位置B附近开始;图八照片),因受到当时上游山坡的楼宇建筑工程影响,流入山沟的水量大大增加 (图四, 位置F附近)。半山及下游其他地区的洪水和山泥倾泻导致云咸街 (图九照片)、皇后大道中及毕打街 (图四, 位置G附近;图十照片) 囤积大量瓦砾。在泄兰街 (图十一),洪水导致道路出现1.5至1.8米水浸,道路被冲毁,犁出离地面约 1.5 至 1.8 米的深坑。

图八

图八      己连拿利明渠受损情况 (资料来源: 英国国家档案馆)。



图九

图九      暴雨后,中环云咸街堆积的瓦砾 (资料来源: 英国国家档案馆)。



图十

图十      暴雨后的中环毕打街 (资料来源: 英国国家档案馆)。



图十一

图十一      画家笔下中环泄兰街洪水的情况 (资料来源: 岑智明)。


沿宝云道的大潭水道上的斜坡亦发生严重山泥倾泻,水道的砖石有三处地方 (图四, 位置 H, I, J 附近) 被破坏,涉及约 23,000 立方米瓦砾。其中一场山泥倾泻约有 3,800 立方米瓦砾由香港坟场一直冲至跑马地 (图四, 位置K附近) 的跑道上。山泥倾泻亦影响柴湾、西区及坚尼地城部分地区。量地官估计在这场世纪大暴雨中,全港出现约数百场不同规模的山泥倾泻。

伤亡及修复工作

这次暴雨估计共引致 27 人死亡,包括6名在山顶被闪电击毙的工人,另有 17 人失踪[4, 7]。修复工作主要由量地官布朗先生、署理助理量地官谷柏 (Francis. Alfred Cooper) 先生和皇家工程师 H. Champernowne中校负责。政府财产损失当时估计为 $112,783,占 1889 年政府年度支出约百分之六[4, 8]

供水

由于大潭水塘供水受阻,市民需要依赖薄扶林水塘供水。但由于泥土流入水塘,水质成为关注重点。当时有立即进行水质测试[9]。供水因此成为量地官当务之急[10]。在 1889 年暴雨之后,政府于 1890 年成立了水务和渠务署 (Water and Drainage Department) 处理食水和污水事务[11]

总结

这场发生于 19 世纪的大暴雨所打破的雨量纪录和做成的破坏的确相当惊人,至今还有多项雨量纪录尚未被打破。在气候变化越演越烈的趋势下,极端天气包括暴雨出现的频率将会愈来愈高,旧的雨量纪录(包括 1 小时和连续 2 小时的纪录)在近年已陆续被打破,这场世纪大暴雨再临只是迟早的问题。

最近,即将退休的土力工程处处长汪学宁先生亦形容山泥倾泻这只「睡狮子」已经「醒醒地」,虽然一般人造斜坡的山泥倾泻风险较大,但当雨量到达某个程度,天然山坡会有较大反应,有可能引致山泥倾泻发生[12]。当年的量地官估计在 1889 年大暴雨中,全港出现约数百场不同规模的山泥倾泻,如果在可见的将来这场世纪大暴雨甚至更大的暴雨重临香港,我们又是否完全准备好呢?面对气候变化所带来与日俱增的风险,我们的确需要提高警惕和做好准备,并且加强公众教育,确保香港具备应变能力。



李子祥、岑智明及马冠尧*
(*马冠尧先生是退休政府工程师,亦是一位香港工程历史爱好者,现为香港大学房地产及建设系客席副教授)


参考资料:

[1] 1926 年的惊人暴雨 http://www.hko.gov.hk/blog/b5/archives/00000135.htm

[2] Hong Kong Observatory, 1890: Observations made at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in the year of 1889. (以英文发表)

[3] Chan, C. W., 1976: The rainstorms of May 1889 and July 1926, Royal Observatory Occasional Paper No. 33. (以英文发表)

[4] S Brown, 1889: Report on great storm of 29th and 30th May 1889. (以英文发表)

[5] 二十世纪再分析资料(V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总署,地球系统研究实验室,物理科学组 (以英文发表) http://www.esrl.noaa.gov/psd/data/composites/subdaily_20thc/index.html

[6] "After the great storm", China Mail, 31 May 1889. (以英文发表)

[7] 何佩然. 《风云可测 - 香港天文台与社会的变迁》. 364 页. 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大学出版社, 2003.

[8] Hong Kong Government, 1890 : Report on the blue book and departmental reports for 1889. (以英文发表)

[9] Hong Kong Telegraph, 30 May 1889. (以英文发表)

[10] China Mail, 1 June 1889. (以英文发表)

[11]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No. 215 of 1890. (以英文发表)

[12] 星岛日报,2016 年 12 月 19 日